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供給不足,“入托無門”成為很多嬰幼兒家長的“心病”。在今年廣東省兩會期間,多個政協委員的提案關注0~3歲嬰幼兒托育,提案建議大力發展“單位托管”模式,探索以社區為主的家庭互助式托育服務等。
“單位托管”是否可行?是否可推廣?昨日,省政協會議期間該話題引眾多委員熱議。有人贊,可嘗試開展企業托管,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工作專注度;或成為企業的一種福利與優勢。當然,也有人認為,“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做”,中小型企業或私企,并不具備該條件。多位委員建議,亟須*部門出臺相關政策明確主管部門,出臺系列政策規范該行業;同時加大公共托育服務中心的建立,多方合力助推托育發展。
建議嘗試
兼顧生活與工作也能提高工作專注度
省政協委員、得潔日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謝小夏并不支持將0-3歲的嬰幼兒送去幼托機構,但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在企業內開設托幼中心。“并不是托幼機構不好,而是作為一個家長,并不舍得那么小的孩子離開家人。父母是小孩的第一監護人,有監護的責任。如果送小朋友去托幼機構,從情感上來說,我個人覺得不太合適。”
但她表示,可嘗試在企業內設立托幼中心。“以前也有朋友和我談論過這個話題。很多女性為了照顧小孩,會犧牲自己的工作,到了小孩三四歲,再回到工作崗位,這樣容易與社會脫節。”她覺得,如果對工作影響不大,可以把小孩帶到單位,其企業目前也是如此。如果有條件,企業還可成立托幼中心,進行“單位托管”。“屆時可邀請專業機構指導,家長進行監督,把托幼教育做好。家長能兼顧生活與工作,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工作的專注度。”
或成為企業的一種福利與優勢
省政協委員黃升雄所在企業正開始探索幼托教育“單位托管”模式。2020年初,公司的托幼中心將裝修完工,能容納100個小朋友,屆時還將引進專業的托幼品牌開展服務及教學。
談及開設托幼中心的初衷,他表示,如今年輕人不容易,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小孩,一點都不輕松。“如果請保姆,經濟負擔過重;如果托管在父母那,來回接送也不方便,一直由上一輩撫養也不合適,不利于親子關系建立。”加上有些人父母不在身邊,或幫不上忙,往往只能犧牲夫妻其中一方的工作,辭職在家照顧。“通常犧牲的就是女方。”
基于此,他認為進行“單位托管”,在企唯兄明業中引塵此進專業人士開設托幼中心,能較好解決這一問題。“這樣不用犧牲一方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對企業發展也是好事。”在他看來,無論公司大小,都可以開展此類嘗試。“企業中如果有多名員工的小孩都有需求,就可以開辦了。”
針對“單位托管”帶來企業成本增加的問題,他表示,“如果企業自己能承擔,這就是企業的一種福利與優勢,可吸引更多人才。”如果企業負擔不起,*可以給予一定扶持與補貼,亦是*開展公共服務,提供社會福利的一種方式。
不能只依靠*,也不能全壓給企業
“二孩政策放開后,托育機構明顯匱乏。”對于托育話題,省政協委員、廣州航海學院航運經貿學院副院長葛春鳳一直很關注。她所在的學校女老師普遍較多,二孩政策的放開,托幼更成了高需求。“如何“托幼’成了她們的難題和痛點。”
痛在何處?在葛春鳳看來,女性教師既要上班又要照顧家人,兩方面壓力都很現實。“對于0-3歲的幼兒,如果留他們在家獨自去上班,作為母親無論如何都無法完全放心。”如果能有一個選擇,讓女性既方便上班,又能把孩子留在身邊,勢必有效解決女性工作家庭的“兩難”。
葛春鳳直言,對于0—3歲嬰幼兒托育建設,*層面的制度保障與政策支持亟須跟進。“*應加快制定托育機構建設的標準,對早教給予專業引導和規范,加大對托育機構的財政補貼或稅收優惠,鼓勵社會多方共同參與,同時加大公共托育服務中心的建立”。
對于企業參與,她給南都記者分指告享了身邊的案例。“某單位在辦公區域內辟出一塊小場地,專門用來照顧員工幼兒。”區域內設有玩具活動室,有小廚房用來做飯,員工還可帶幼兒保姆來照顧孩子。在她看來,單位提供場所,專業企業介入管理,這類區域的搭建雖不是專業的商業托幼機構,但能有效解決員工與幼兒的“遠距離難題”。“不像幼兒園,而是臨近工作區域的機構,讓幼兒更接近母親。”如此,企業投入成本相對較低,員工工作的獲得感增強。
“不能只依靠*,也不能全壓給企業”。總而言之,她認為,*、企業、家庭、社區多方合力,廣泛參與,*主導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托管與托育并舉,構建健康的托育服務體系,才能真正解決當下的托育問題。
其他看法
“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做”
與其他委員相比,民盟廣東省委婦女委員會副主任、
中山大學病理與生理教研室副教授陸立鶴對于“單位托管”有不同的想法。在她看來,單位托管適合有條件的大中型企業基于員工的年齡結構和生育情況需求,在獲得相關資質的情況下進行。中小型企業甚至是私營單位工作,并不具備這個條件。
她認為,“單位托管”是建立托育公共服務的一個補充,只是作為打造廣覆蓋普惠性的托育服務體系中的一種社會力量參與模式,并不是要全面推廣。“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做,托幼教育還是交給專業的幼兒園、機構做。即使是單位托管,也是要按照托育機構的有關規范和標準,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管、評估和專業指導,而不是簡單的托管所。”
此外,她強調托幼教育問題的解決,還是要放在打造廣覆蓋普惠性托育服務體系上,構建以公辦、公辦民營、民辦公助等多種模式相結合的托育格局,而不是主要以社會力量為主辦托育,讓所有單位自辦托兒所。
托育機構發展首要是規范,關鍵是師資
“單位托管的專業性、規范性在哪里?機構創建的環境是否符合0—3歲幼兒成長規律?市場機構準入門檻到底是什么?”面對南都記者提問,省政協委員、河源市T T S教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倪麗君一口氣拋出幾個問題。在民辦教育領域扎根20多年,她對0—3歲嬰幼兒托育建設深有了解。“這個市場需求廣泛,但目前托育機構缺乏明確的統一主管部門。”倪麗君直言,亟須*部門出臺相關政策,明確主管部門,出臺系列政策規范該行業。
早在2015年,倪麗君所在企業曾針對廣東省的托育機構進行調研。當時數據顯示深圳有3000多家,廣州1900多家,粵東粵西粵北各市則相對較少,只有兩位數。“近兩年我們發現小城市也繁榮起來了。因為90后的父母正在成長。”倪麗君認為,新興的90后父母對專業的育兒體系有更旺盛的需求。
對0—3歲托育機構的發展,倪麗君認為,首要是規范,關鍵是師資,即幼師的綜合素質和能力,這也是她最憂心的。“這個階段的孩子成長,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不關注師資,只強調有一個地方托管孩子,只看機構環境、硬件設施,可能跟最初的愿望大相徑庭。”在她看來,在0—6歲的關鍵階段,需要最優秀的人耳濡目染言傳身教才能培養未來最優秀的孩子。
她給南都記者列舉一個數據,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幼兒教師缺口200多萬,在粵東粵西粵北的欠發達地區,師資更為匱乏。倪麗君坦言,目前從事幼兒教育的工作者,普遍來自各類技工學校、技師學院等的幼師班,業務素質尚待提升,同時流失嚴重,待遇太低。除了數量、待遇,更重要的是尊嚴。“幼師不該永遠扮演‘看小孩’的角色。”如此,她強烈呼吁關注學前教育,包括師資體系培養、幼師社會地位氛圍、薪資待遇等。